在我的新企业理论中，现代企业的股票价格包含着三个价值：其一是人们熟悉的利润，预期利润的贴现可以计算出企业的公允价值。

就是这个易纲，他拿到了又放弃了，回国再开始，何等的决断和志向。 胡舒立：对于货币升值，我们都知道外部压力比较明显，而中国经济自身对此也有需求。

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我们坚持外汇储备多元化、分散化，指的是币种和资产两个层次。但这些经济体应该视为例外，不具有普遍性。这期间，人民币实际上是双向浮动的，而且跟一篮子货币的走向是相符合的。但是，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解体以后，主要国际货币与黄金脱钩，固定汇率体系解体。

胡舒立：你可否描述一下,汇率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易纲：我们的最终目标，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这在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也就是1993年的秋天就已经决定了。它们有一个离均衡点有多远的问题。我们如果要有一个合理的、健全的城镇化的过程，首先需要我们从一开始就对城市的性质，以及城市的起源有一个比较准确的理解，而这个理解，我想最合适的单元，在我们中国的语境下，也许就是县以下的镇。

城市调整城乡关系有一个宪政意义上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要让这个城市化过程由权力主导变成民众自己主导。乡村可以就地城市化 多中心的城镇化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城市和乡村之间没有中心和非中心之分，城乡将并存，并且是互动的。他把农民驱赶到没有任何文化根底的地方，然后建起10层高的楼房，农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生活，这样把乡村原有的邻里关系、生活形态完全地改变。比如，当你说深圳有1000多万人口的时候，实际上只有一小半人口有这个户籍，他们才算真正的深圳市民，而大多数的人其实根本不是深圳的市民，他们的权利是部分地被限制，甚至是被剥夺了。

这样的一个分工，也是县辖市能够正常运转的前提，这也就涉及到现在广东的简政强镇，或者其他的地方要设立镇级市的改革，如果不配合市、县政府的分工的话，它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就是你必须对县政府的权力进行重新的设计，然后给市政府留出一定的空间。你很难想象，比如说珠三角有5000万人口，他们要进行城市化，如果是一个自然的状态，他们会愚蠢地非要集中到一个地方。

这样自发的一个城市化的过程，必然是一个多中心的过程。我对这个改革持赞成的态度，我们把大城市做得那么大，其实并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就深圳或者北京这样的城市而言，其实它完全没有必要采取摊大饼的模式，也可以考虑在大城市的周边设立县辖市。摊大饼模式存在缺陷 统计局的这个数字公布之后，在财经领域非常权威的一位专家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认为中国城市化的数字被大大高估了。

我要反问的是，这个户籍的价值是从哪儿来的？这个户籍的价值，其实它所指的是政府对农民的欠债，它是一笔债务。如果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思考，县辖市才是最合适的自治单位。我们这个世界自然而然就是多中心的，因为构成它的要素都是分立的。所以我提出一个命题，乡村可以就地城市化。

我们要保卫乡村，但同时我绝不是说就让农民永远生活在他们那种状态。这样一个机制是中国的城市能够繁荣的基础，其实中国的城市大多数是靠权力汲取周边的资源形成的。

城乡之间出现如此大的反差，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形成的一整套的城乡关系的法律以及政策的安排，导致了乡村在整个国家结构中处于边缘的位置。县辖市是最合适自治单位 接下来我讲一个我自己最近比较偏好的主题，就是县辖市，为什么会从多中心讲到县辖市？自然的城市化过程是什么？如果是一个乡村自然的城市化，它首先是形成若干个市镇。

国家统计局不久前公布数据说中国有一半的人口都生活在城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城市化？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单一中心的权力结构，它就是这个单一中心的城市化结构以及城市化制度的根源。我们过去60年的制度都在进行不平等的分配，政府现在应该做的事情是还这个债，简单说就是要采取矫正性的财政政策。县政府和市政府之间要形成一个分工，就是它们不是同质的政府。这个关系的基础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为什么一个奇迹般的城市化过程会带来乡村的凋敝？这里面也有一些制度上的原因。

不管是权力还是资本，在建设我们家园的过程中是必要的，但不应该是主导性的。这两种不同的精神，可能跟人们的居住形态、生产形态都有关系。

我觉得其实下一步乡村的城市化，主要的应该是财政改革的问题，政府要把对农民的责任承担起来，就像对市民承担的责任一样。主导性的应该是我们自己的意愿和想象力。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我也反对农民的集中居住。户籍制度同时也是一个系统的剥夺工具，它被设计出来之后，就是把农民固定在乡村，通过一整套的征购政策，进行系统的剥夺，吸纳资源，最重要的资源是人力资源。

城市化过程必然是多中心的过程，人们会基于不同的理由，形成多中心。所谓多中心的治理，就是它有一个正当的行为规则，然后在这样的正当行为规则中，各种各样的社会自主治理的中心，利用自己的局部知识进行分散的、多元的治理，这就是多中心的治理之道。其实在城市的周边现在已经形成了若干的聚集点，这些聚集点完全可以变成一个小型的市，这样可以防止一个城市最后变成一个庞然大物，给所有的人增加生活成本。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它们能够相互协调彼此的行为，由此形成一个秩序，这个秩序你可以说它是多中心秩序，这是匈牙利学者博拉尼的说法，用哈耶克的说法，就叫做自发秩序。

不同的生产社会形态决定了不同的精神，这个精神的平衡和互动，构成了文明的活力的根源，就像阴阳，缺一不可。我们这个社会唯一的权威是权力，城市化也完全是由这个权威主导的，由它进行自上而下的资源分配，不管什么资源都是由这个权力中心分配的。

政府可以在国有土地上进行任何的建设，就是什么东西最有利可图，就做什么事情，但是农民不被允许。但是政府现在没有这样做，反而是让农民交出仅有的一份财产，然后换取所谓的国家的福利和其他的公共服务。

这个城市不能不断地疯狂地向乡村征地，然后扩展城市的范围，城市应该保持现在的范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找不到一个愿意卖命的士兵。

比如说它的公共服务机构的设立，跟实际的人口完全不能匹配，还有它的税收的安排，使得这个地方的政府没有办法建设这个城市所必需的公共设施，所有的现代服务体系没有办法建立起来。为什么是多中心？在文明演进的过程中，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社会，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人口和资源总是有一种自发的聚集的趋势，这样一个趋势是不可否认的，由此就会形成城市。它是自发性的，当然它也是多中心的，实际上这些镇相对均匀地分散在各个地区，因为他们要便于交易、贸易、文化社会活动，特别重要的还有宗教活动。我对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评价是比较低的，当然这里面可能有一些情感的因素，我们应该怎么改变它？有没有可能改变它？ 我的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中国需要另外的城市化的模式，它的基本取向是应该从产业和经济的主导转向一个优良秩序的主导，就是怎么样安顿人们的生活。

一个良好的治理秩序就是应该让所有这些中心都能够最充分地利用自己的知识，然后追求自己的目标。所有居民的权利平等、福利平等，他们可以自由地迁徙。

由此，不同类型的文明，尤其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都将获得发育的机会，并且互动。为此我提出一个城镇化的模式，就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城镇化的过程，需要一个公共的城镇构造过程。

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这20年时间里，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很大程度上是权力和商业合谋主导的城市化。现在的改革已经有一个倾向，这个倾向就是把它们当成真正的城市来对待。